中国人在非洲淘金创业
搞定，搞定市场，搞定搭档，搞定对手，搞定每一个在非洲创业的中国人都能倾诉出一长串艰辛故事，也有可推而广之的中国式经验
虽然陶中福说得斩钉截铁，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，这个拖着一家四口的中年男人马上要去刚果(金)开铜矿。他只会说普通话和温州话，对那个将要抵达的国家，他唯一的了解来自百度。
在赞比亚机场遇到陶中福时，他正为如何向海关解释出境目的而烦恼。陶身高超过一米八，把微微鼓起的小腹几乎勒成两段，无论身材还是相貌，他都不像温州人。实际上，他的家乡在包头。
陶中福在温州生活了16年，做过23种生意。6月，一个朋友给他看了一份关于刚果(金)露天铜矿的勘探资料，邀他入股。他深为铜矿储量之巨所，更重要的是，“一位将军在铜矿里也有股份。”他压低声音告诉我。
每天，都有无数中国人涌入非洲这块神秘的，有人是为了逃离过去，有人是为了抓住未来，有的人留下了青春，有的人留下了性命。在拉着高压电网的豪华别墅，喧闹的“中国城”，凌乱的工地，荒野中的矿山，最的街区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但来自中国民间的探险者们，无论是金融资源还是行政资源，都难以像央企那样得到祖国的支撑，很多人并不在经济参赞处的名单上。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说，例如是总统官邸的常客，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之类，大多言过其实。即使是其中少数实力雄厚者，也和保持着微妙的距离——非洲官员的轮换往往过于频密，和某届的友谊过于牢固，也可能在未来惹上麻烦。
二十天后，从非洲回到中国，我突然想起了陶中福，想起在那个国家曾发生过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的事。出于担心，我拨通了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。刚果(金)时间应该是下午2点，多数人会让阳光得昏昏欲睡，但陶带着刚起床般的精力充沛。
“矿还没开采呢，就接到一张200万美元的罚单！”看来“将军”没起什么作用，不过，“你知道最后多少钱搞定了吗？200美元，。”他大笑。
与中国不同，非洲自有其节奏，希望和失望都缓慢生长，一夜暴富和瞬间破产的很少发生。像陶中福这般莽撞的投资者并不多见，但难以预言他一定会失败。
初识陈进，是在埃塞俄比亚一个饭局上，同桌的有中地海外建设集团、中水集团、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央企的分公司负责人。陈进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，也是唯一的女性。她是个爽快的重庆女人，烟不离手。酒过三巡，一群大男人开始拿海外生活的孤独开玩笑，陈进一言不发，嘴角却带着一丝无所谓。
在埃塞，陈进的生意多种多样，有家具厂、牛骨炭厂、农场。两天后，我来到她家，在木地板、木桌、木结构的屋顶下，喝着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咖啡，她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
我1988年从四川省渝州大学(如今划归重庆)毕业，到四川省国际公司做项目翻译。那是个国有企业，最顶峰时在海外有28个项目。1990年我被派到伊拉克的一个服装厂项目上。就在那年，海湾战争开打，在伊拉克的6个年轻人，最大的26岁，最小的是我，22岁，要组织1800人撤退。当时条件没现在这么好，什么住宿、吃饭、机票，国内只负责给我们钱，具体的事儿自己干，那时候没手机也没QQ，和国内没法联系。
我们这些做外贸的，就是要不断开拓新市场。2002年，我被派到埃塞，当时在这里的中国人还不到100个。我当时一看，这个地方什么东西都生产不了，还有很多贸易壁垒，中国什么东西都卖不出去！那段时期，我们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大量人才流失，我也在2003年离开了。
当时是中国人在埃塞投资的第一个阶段，特征是，绕开当时的贸易壁垒。例如，我觉得家具在这里有市场需求，但人家不让进口，我就自己生产。我从中国运来原材料，在当地简单加工。当时还有人做海绵、做餐巾纸，家具厂还算是加工程度最深的。埃塞产业基础很薄弱，太复杂的加工无法实现本地化，我的家具厂除了木材之外几乎什么都要进口，每从国内发来一个货柜，里头起码几十个品种，都是螺丝钉、合叶、拉手、滑轨、胶等各式各样的辅料。
后来，能在本地采购的材料越来越多，中国人也就进入了在埃塞投资的第二个阶段，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可以搞一些的工业项目。埃塞是个外汇短缺的国家，最需要出口创汇型和结汇型项目。
现在埃塞出口的大类就是咖啡、皮革、芝麻，但缺乏深加工能力。这个国家很奇怪，它是世界咖啡的发源地，但速溶咖啡还要进口。他们有很多资源都用不起来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。埃塞的牛骨头天然品质真是世界第一，牛都是吃草，自然生长三年，在国内看来都是宝贝级的骨头，我们还要挑一遍，选最好的深加工成牛骨炭后，运回中国做骨质瓷。这也是一种资源，开发又符合人家的国情和中国的需要。
埃塞这个地方，扬州发改委蒋珊照片《投资法》虽然写着“鼓励外资”，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很多障碍。我们现在连国民待遇都没有达到，只是在某些领域获得准入权。尤其是基层官员效率比较低，有时候甚至不可理喻。但别怕遇到麻烦，按规矩来就行。把我逼急了，就找他闹去。
我上次进口了个货柜，货物很凌乱，有200多个品种，埃塞海关就觉得很头疼。但我对进出口业务很了解，单据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最初申报金额为67000多美金，应该交60万比尔(1比尔=0.058美元)的关税，但到了亚的斯亚贝巴之后，埃塞对货的估价是13.5万美金，翻了一倍，让我再补交62万比尔的税。我就找他们理论，非让他给我个说法不行。这事说小了是他工作不负责任，说大了就是严重影响双边贸易。我告诉他如果需要，可以进一步提供中国相关管理部门的任何证明。
我天天找他，他受不了了，说你就让负责清关的人来吧，别成天缠着我了。我告诉他，货柜压了这么长时间干不了活，我也没有其它事，其他人要能解决，我就不来了。你把货柜都翻了七八遍了，我的货虽然杂乱，你也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？
对方看我比较厉害，也就服了软，最后让我补了4万多比尔的关税，也算他们了2个月的“成绩”。从62万降到了4万多，我也就交了。这就是明显的，幸亏我是懂英语的，又非常熟悉进出口这套流程，能够几乎没障碍地和他们沟通，否则的话怎么弄？
还有一次，我和国内一家公司合作，先试着为他们从埃塞收购点蓖麻，埃塞也很愿意。我的首要任务是去蓖麻产地的70多个村长。他们别说英语，连另一种语言阿姆哈拉语都不懂，坐在烂席子上，嚼着恰特草，我就通过翻译和他们讲打算怎么干，大家沟通得都很好。
但蓖麻收购必须要通过一个基层单位农协会，我和他们开了无数次会，相关材料好几米高。农协会开始说没钱，我们就去找他们的银行，请银行贷款给他们。然后他们又说收购价格低了，我说好，要多少钱把账算出来。后来他们又说没有剥壳机，我就从中国发了一台过来。总之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一项项解决了，他再也找不出来什么理由，干脆来个消极怠工。找什么州长、市长根本就没用，一个小小的农协会，谁都管不了。最后让我签什么文件我都不签了，知道签了也没用。
过去我总是说埃塞不好，这两年也有变化。在非洲我了解过个国家，觉得埃塞还可以做生意。它综合条件不算特好，也不算特坏，关键还是自己的思有没有问题。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一个市场，不要抱怨这个市场有什么壁垒，而在于你能否整合自己的资源，找出一条适合人家国情的道。找不到这条，你在这里就玩不转。